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此基础上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28]居民的生活质量、医疗和教育水平、社会保障水平都涉及到社会财富的分配。但是，在人类理性的内涵尚未扩充的前提下，有必要以外在的、严格的规则来遏制人类不断扩张的欲望、规范人类没有节制的行为。
在宪政生态主义的价值诉求中，城市系统应该与其他生态系统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种种污染会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损害城市的社会生态。结语 从宪政生态主义的视角来看，城市规划所遵循基本原则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9] 杨士弘、郭恒亮：《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评价探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第4期。由于城市对与其他生态系统之间的输出输入具有很高的依赖性，如城市居民所需要的食物、工业生产所需的物质和能量，这些资源都需要从城市外部（其他地区或城市）输入。
相比于传统社会内通过你死我活的竞争来角逐权利和利益，通过各方的妥协来配置资源和分配利益无疑是一种人类的自我超越。[①] 这里的城市主要是指大城市，至少在当下的中国是这样的。[14] 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
首先，国家主席可将每年度开展国事活动的计划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并在国事活动结束后向全国人大下设的外交事务委员会进行书面报告，由后者对国家主席的外交活动进行初步审查，定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审查情况。该做法主要在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期间采用，国家主席每次出访后即委托随行的外交部高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我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该法第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进行国事活动，可以直接授予外国政要、国际友人等人士‘友谊勋章。[2] 许崇德：《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法生命力的源泉》，《法学家》2003年第5期。
在民主国家，因宪法文本未明确说明、原初意图不确定、历史亦含混模糊而存在权力界限不明确的半阴影区时，应当诉诸民主原则和民主价值，[67]通过法定的宪法机关进行宪法解释。然而这一国事活动条款的规范内涵并不清晰，现实中国家主席日益广泛而深刻的外交活动，也引起人们的不断思考：国家主席的外交实践是否超越了国事活动条款的规范内涵，如何对国家主席的外交活动进行监督等问题。
[54] [美]R•P•巴斯顿：《现代外交》，赵怀普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以国家主席主动缔结条约为例，国家主席在外交活动中参与的程度不断加深。[2]我国宪法修改后，学者围绕该条款对国家元首制度的发展和该条款的规范内涵进行讨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重新审视国家主席的宪法地位，认为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不赞成集体元首的提法，[3]并将2004年修宪报告中元首外交一词作为论证的依据，认为国事活动增强国家主席作为国家元首的宪法地位。因此，国家主席开展的诸多国事活动并不具有实质性权限。
[34]面对学者基于不同视角的争论，笔者以为应当回归到宪法文本，从规范主义视角认识国家主席，进而理解国事活动条款。[49]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53页。（二）三位一体的客观影响 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中国共党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成为执政党的领导人。[32] 参见前注4，翟志勇文。
（二）国事活动条款的规范主体：国家主席 国家主席兼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即三位一体的政治惯例，被认为是从实践层面回归1954年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国家主席制度，而2004年宪法修改扩大国家的职权又是我国1982年宪法通过后国家主席制度的发展。[39] 2. 国家主席提名国务院总理属于程序性权力 我国宪法虽未明确将提名国务院总理作为国家主席的一项职权，但根据宪法第62条第5项的逻辑结构，国家主席提名国务院总理不需要根据国家权力机关的决定做出，这与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的选举结果任命国务院总理的职权也不相同。
（三）国家权力机关对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监督 考察1982年我国宪法修改以来国家主席接受权力机关监督的实践形态，主要存在两种模式。这些建议最终为修宪机关采纳。
对外则象征国家主权和尊严，是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在国际关系中人格化的体现。根据宪法体制，国事活动条款的解释可分为两种形式。如《德国基本法》第59条规定，德国总统在国际法上代表联邦，有权代表联邦签订条约，以联邦的名义与外国缔结条约，派遣和接受使者。[66] 同前注63，孙谦、韩大元主编书，第78-79页。如《史记八四屈原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27] 《辞源》，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29页。
李先念和杨尚昆担任国家主席期间，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由不同人员担任。因此，接受外国使节条款的分析将有助于理解国事活动条款的规范内涵。
按照近年来的惯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推举中共中央总书记经全国人大选举后担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国事活动条款的规范对象：元首外交 修宪者创设宪法规范，形成宪法秩序，其背后隐含着修宪者的规定意向、价值追求和对规范对象的考量，因而宪法条款以及修宪者规范意向与目标约束宪法规范的对象。
[42] 根据1954年我国《宪法》第2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职权包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人选。概言之，日本天皇进行国事行为的实质决定权在内阁和国会。
[24]然而，亦须看到该制度的运作也存在不足，如不同职位之间的换届并非同时进行，一旦遇到紧急状况时难以在宪法框架下进行协调。2005年江泽民卸任中央军委主席，并推荐胡锦涛担任该职务时谈到，确立三位一体权力机构对党和国家既必要，也是最妥当的办法。立法机关具有较强的民主性和正当性基础，在宪法规范内立法机关享有立法裁量权。[66]由此可知，国事活动条款授予国家主席在元首外交中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参与过程的自主性，且不得与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外交决策相违背。
浦兴祖：《我国实行的是单一元首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1期。[48]而1982年我国《宪法》对国家主席外交职权的规定过于简要，不适应现实的需要，国家主席开展元首外交的成功经验提出修改宪法，将国家主席的外事活动法律化，使之成为宪法规范的需求。
实际上，在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过程中，接受外国使节只具有形式的意义，然而若涉及到两国建交等问题，是否接受外国使节意味着是否承认对方为主权国家，是否承认对方政府的合法性等问题。此外，在日本宪法中，国事行为是对天皇依据宪法进行活动的统称，包含对内和对外的所有非国政行为。
因此，根据一般语言含义、法律规范中已有的使用习惯以及宪法修改后立法机关的解释立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国事活动主要是指以国家为主体所进行的重大外交活动，既包括在国内举行的外交活动，也包括在国外举行的外交活动。首先，国事活动条款有其特定的规范内涵和特征，国家主席参与元首外交，进行外交活动时不能超越该规范的范畴。
此时，应当区分作为机构形态的国家主席和作为个人的国家主席担任者。进行国事活动条款与接受外国使节相互独立性，彼此属于不同的职权范畴，但两者的规范结构具有相似性。3. 国事活动不是统摄性条款 从语言结构来看，我国宪法文本中的国事活动与日本宪法中国事行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11] Feiling Wang, Preservation, Prosperity and Power: what motivates Chinas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5), 14(45), November, 669–694. [12]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379页。
接受外国使节是各国元首所普遍行使的一项职权，在更大程度上只是属于礼仪性的事务，并非什么权威问题。诚如学者论述，国事活动条款，是对国家主席在过去十年中积极从事外事活动的确认，国家主席作为国家元首出访他国，参加国际性和区域性的国家首脑会议，代表国家进行国事活动顺应全球化和地区化的背景下国家合作、首脑会议更加频繁的趋势。
参见胡勇：《中国元首外交的兴起—一种国内政治的考察》，《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后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条约14件，[13]条约内容涉及与邻国之间军事、领土问题等事项，发展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设立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其他专门问题的条约。
然而一旦法律付诸实施，其实效性将可能逾越修宪者的预期目标，形成客观规范效力。在此之后，历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均由国家主席参加。
